2025年9月，青藏高原上的一场烟花表演引发了公众批评。本分析通过这一中国的争议事件，探讨了公众情绪在环境决策中的作用。公众情绪传达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多方面判断，但其模糊、被动且无组织的表现形式给参与式决策带来了实质性和程序性挑战。该争议揭示了环境立法提供的法
2025年9月，青藏高原上的一场烟花表演引发了公众批评。本分析通过这一中国的争议事件，探讨了公众情绪在环境决策中的作用。公众情绪传达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多方面判断，但其模糊、被动且无组织的表现形式给参与式决策带来了实质性和程序性挑战。该争议揭示了环境立法提供的法律保护与公众话语中表达的期望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本分析认为，对公众情绪的有意义参与需要关注决策所处的环境治理体制，因为不同体制以不同方式构建了科学、文化或精神考量的法律相关性。在立法层面的指导下，公共行政人员将能够更好地通过沟通和更有效地应对公众情绪来缓解这种错配。
2025年9月，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在青藏高原举办了一场名为“升龙”的大型烟花表演，由户外品牌始祖鸟赞助。该事件迅速引发公众批评，涵盖生态、文化、宗教甚至民族主义层面。这一争议暴露了中国环境治理中公众情绪与法律框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尽管环境立法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公众通过情绪表达的期望（如对脆弱生态系统的担忧、对文化神圣性的维护）往往超出法律设定的范围。现有参与式决策机制在处理模糊、被动且无组织的公众情绪时面临实质性和程序性障碍。决策者常常忽视或压制情绪，因其不可控性，但情绪本身包含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集体判断，对治理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将公众情绪有效纳入环境决策，尤其是当情绪超越生态导向的法定框架时。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该烟花表演争议，探讨了公众情绪在环境决策中的角色与挑战。研究指出，公众情绪传达了多维度的判断，但现有法律体系缺乏对情绪的系统性接收与处理机制。结论是，环境治理体制（如保护区PA政策）需要根据生态与文化价值进行差异化设计，以指导决策者更有效地处理情绪。该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为全球环境治理中情绪与法律的整合提供了中国视角的启示。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聚焦2025年青藏高原烟花表演事件。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公众评论（包括社交媒体、科普文章、官方调查报告）和法律文本（如《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法》等），识别公众情绪的表达形式及其与法律框架的冲突。样本来源包括中日喀则市政府发布的调查报告、科学研究平台“果壳”上的科普文章，以及伦敦白立方画廊外的抗议活动记录。此外，研究还运用了法律文本分析与比较方法，评估现有保护区政策与公众期望的匹配度。
通过梳理事件基本事实，研究人员发现烟花表演在法律上仅需备案（bei’an），无需环评。官方调查报告确认生态影响轻微，但相关官员因未遵循集体决策程序被免职。公众情绪成为将艺术表演转化为法律争议的关键驱动因素。
生态维度的公众反应最初聚焦于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尽管艺术团队强调使用可降解材料，但科学家在科普文章中指出高原生态脆弱性，为批评提供了科学依据。官方调查依据国家标准（GB3838-2002, II和GB3095-2012, I）认定影响轻微，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无法被技术评估完全还原，现有法律未指导如何接收这些情感性感知。
文化维度中，公众批评涉及文化身份（如喜马拉雅为神圣景观）、宗教情感（如“龙脉”概念）以及民族主义解读（如对国外品牌和腐败决策的质疑）。官方回应仅详细处理生态影响，未实质性回应文化或精神关切，暴露出参与机制的结构性局限，尤其当公众情绪激烈时。
研究人员分析了情绪在参与式决策中的挑战。情绪涉及对重要事物的评价判断，但法律话语常将其视为破坏性因素而非内部组成部分。情绪与法律推理存在结构性张力：首先，情绪模糊不清，如对土地艺术（land art）的反应可能同时包含敬畏与愤怒，边界难以界定；其次，情绪被动且无组织，公众评论碎片化、快速演变，难以融入事前协商程序，事后情绪反应又异质且规模庞大，使决策者难以评估其法律相关性。
情绪的模糊性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复杂反应。蔡国强的表演被宣传为对自然的致敬，但公众视为破坏。这种模糊性使法律评估复杂化，因为情绪分歧导致“利用”与“干预”的界限难以定义，环境决策需将这种争议转化为可管理的类别，因此情绪模糊成为价值排序的实质性障碍。
情绪的程序性障碍在于其被动性——情绪通常是对事件的事后反应，难以在事前调动。事前参与机制（如征求意见）常流于形式，而事后大规模情绪反应异质且部分与法律问题无关，增加了决策者处理难度，使情绪更不被视为有用信息。
研究人员指出，环境立法与公众预期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中国保护区政策碎片化、目标重叠，烟花举办地未被明确归类，导致缺乏法律依据进行特殊保护。现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虽设定广泛保护目标，但未针对环境敏感活动制定操作标准，对文化精神价值的承认也有限。更深层张力在于环境立法基于理性科学目标，而参与机制引入的价值主张超出法定范围，暴露了自然-文化二元论。然而，国家公园法等新进展显示正向转变，但仍不充分。研究人员提出差异化方案：不同自然环境类型体现不同生态文化价值，治理体制应系统反映这种多样性，以指导决策者处理微妙的情绪主张。
**总结讨论**：研究强调，必须通过立法层面提供指导，使公共行政人员能更有效地沟通和处理公众情绪。环境治理体制不仅调节环境价值，还决定公众情绪如何成为法律上可认知的对象。参与式决策条款是必要的，但仅满足形式要求不足以确保有意义参与，因为处理情绪的专业知识需要规则来培养和支持。
**结论翻译**：处理情绪很难。在环境决策背景下处理公众情绪可能更难。烟花案例有力地证明了这有多难：决策者需要处理基于科学、文化和精神理由的公众情绪；他们面对、评估并最终吸收这些情绪作为决策的一部分。尽管环境法律治理具有科学性，但人类始终与情绪共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在环境立法中加入公众参与条款是必要的，但满足这一形式法律要求并不足以确保有意义的公众参与。因为处理情绪的专业知识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规则作为深思熟虑治理的起点所培养和支持的。换言之，环境治理体制不仅调节环境价值，还决定公众情绪如何成为法律上可认知的对象。
